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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的胡适文章

作者: 古人 发布时间: 2021年12月14日 20:25:26

描写的胡适文章,为何中学语文教材里鲁迅文章很多而胡适一篇都没? 说什么政治引导的人能不能不要那么敏感,什么东西都和政治挂钩。何况,按照这些喜欢说政治引导的人的论调,难道鲁迅不是那些当权者们最喜欢替换掉的政治不正确吗?相反,胡适除了那聊聊几篇文章之外,剩下的那点儿“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之类的文章的观点不要比这个讨厌的鲁迅的文章更“政治正确”,挑不出错?至于当年对于胡适的批判?拜托,你看看现在胡适的书出了多少,评价里几乎已经立地成圣了。
为何中学语文教材里鲁迅文章很多而胡适一篇都没?。
因为鲁迅的文章,比胡适的文章,强得不是一点半点,而是强得多。
胡适的文章,在文学性上可以说完全没有。胡适在文学上的成就,在于积极推广白话文,仅此而已。这一点,胡适自己,乃至胡适的拥趸也不会否认。会提出观点,不等于会写文章。事实上,胡博士的大多数成就,其意义都在于一个推广之功,中国哲学史,写完上,不会了,所以不写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了,胡适的这部上也就彻底被人们抛弃了。
胡博士的专业是历史研究,文学也好,哲学也好,这些东西,胡博士并不擅长。
鲁迅不一样,鲁迅是真正的文学家,伟大的文学家,这个评价和任何政治形态都没有关系,所谓否认鲁迅的文章写得好,文学家身份的人,都是在耍流氓。鲁迅的文章是真的好,而且,你自身的水平越是进步,就越是可以看出来鲁迅的文章好。谁要是真的认真学学鲁迅的笔法,学学鲁迅文章里的勾勒,文章水平一定会有极大的进步。
不要因为现在某些胡适的拥趸经常把两个人提升成为两种思想态度,乃至两种政治意识的标志而放在一起讨论,就觉得两个人是相同领域的两个人了,这两个人并不是彼此的AB面这种关系。在文学上,两个人完全没有任何可比性。
相较于胡适,在我看来,中学语文教材里,没有梁启超的文章才是真值得可惜的文章。任公之文章,非常适合人学习,尤其适合写短文,并且不难学。
另外,我觉得其实语文课本里,完全可以选几篇八股文,让学生学习一下八股文的写法,因为八股文真的在文章的技巧性上可以说玩儿到家了,学生但凡能学到半分,将来无论写什么文章,都可以驾轻就熟,有模有样。

胡适的“面包自由论”(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出处何在? ,前段时间工作繁忙,抽出空来考据了一下,特来作答。
首先回答题主的问题,这句话是李达在在批判胡适运动中所写的《胡适反动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一文中的引述。原文刊载于《长江文艺》杂志1955年2月号,后收录于《胡适思想批判第三辑》,原文如下(第15页):。
胡适本人的文存里有颇为类似的表述,胡适在1947年发表于《中苏日报》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一文中写道:『例如前些日子有人讨论美国与苏俄对峙的两个世界的区别。曾说:“美国给人民一张选举票,苏俄给人民一块面包。”这似乎不是公允的比较论。美国人民未尝没有面包,苏俄人民也未尝没有一张选举票,但这两个世界的根本不同,正在那两张选举票的使用方式的根本不同。』。
这句话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甚广,目前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这些说法以讹传讹,以致一些正式出版物的作者也误加引用。
一种说法是胡适对吴晗派来劝他留下人所讲,如岳南的《南渡北归3:离别》中(第9页)中所写:。
又如台湾陈三井的《舵手與菁英:近現代中國史研究論叢》中361页中描述:。
这两篇文章都以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作为参考文献,但是几种版本的胡适杂忆中均无类似表述,似为误引。
另一种说法是对儿子胡思杜所讲,似乎仅见于网络,表述如下:。
但是他的儿子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对他说很有名的一段话:“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思杜固执己见,胡适夫妇没法,留下一箱细软,乘飞机离开。
这两种说法并无根据,各种细节应属于传播者的添油加醋。

如何评价胡适? 更新(2月23日11点)。
添加了一点论文资料与出处(关于胡适对抗战的贡献)。
关于评论反驳我的朋友,我希望我们能一起拿出客观的学术论文和可查阅的资料,共同讨论、互相批评,而不是一家之言。比起蒋介石日记、台史馆隐藏60年的秘史、宋子文与蒋介石电报,我更愿意相信当代史学专家学者在收集各方资料、多年研究后的工作成果。(特别是在涉及历史名人和重大历史事件上,我们更要严谨、仔细、客观!)。
对于直接骂我本人和胡适先生的,发表不予解释的主观性言论,一律不予理睬,供读者观赏。
以下正文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在知乎的评价怎落得如此下场?以至于要一个才学会使用白话文写作的“小学生”替他“翻案”?。
一:关于胡适先生反对抗日、主张求和我们不能总带着上帝视角去评价那时人们做出的判断。
毛在寻找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在1920年9月湖南长沙的大公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说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他说索性把中国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别建设,实行各省人民的自决主义。可是在十个月以后,毛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变成中国统一论者。即使是伟人在一片漆黑的视野下也要思考十个月才能想通这个道理。
要知道当时的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农业国打工业国还能取胜的历史上有先例吗?在苏美的帮助下,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下,我们整整打了十四年,死伤不计其数。这个代价不够大么?要让当时的决策者一致认识到中国能打赢日本且只要打十四年就能赢了,这可能吗?且不说在抗战中胡适先生态度的转变,在全面抗日已成定局之时,胡适先生利用与罗斯福总统的私交,出国51天做了56场演讲,在鼓动厌战情绪盛行的美国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胡适在美宣传对抗战发挥的作用,我想这两篇论文已经研究的很透彻了(驻美大使胡适与抗战时期美国对华认知—浙江大学,柯立人)(胡适对抗日战争态度的转变—辽宁师范大学安月桥)抱歉无权转载。
二:关于胡适先生作品的文学价值胡适的现代诗歌《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我们常拿鲁迅对比胡适,看看鲁迅的文章(引自李敖有话说):譬如鲁迅的文章“象牙嘴六尺多长湘妃竹烟管的白铜斗里的火光”,这什么话?文章怎么这样写法?你看,象牙嘴六尺多长湘妃竹烟管的白铜斗里的火光,描写这烟袋,就这么一句话,文字怎么可以这样写啊?我们再看鲁迅写的“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这什么话,“的”字不通的嘛!“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天啊!这是鲁迅写的文章?什么人在赞美鲁迅,我要骂他。
众所周知在那个刚兴起白话文的时代,那时从私塾出来的文人墨客多只作文言诗。你能要求那时的文人学者就能写出符合现代审美的白话文诗词吗?又有几个现代诗人能写出绝美的文言诗呢。文字的发展有它的必然过程。很显然在提倡白话文方面,胡适迈出了一大步,只不过是我们进步的太快了,以至于胡适、鲁迅统统被我们甩在身后。
三:关于胡适先生的私德一方面是高赞的胡适打牌日记。你们恐怕是没遇见过“学婊”。(引自朱文长《海涛集》中记录胡适写文章的情形)通常应酬完回家总在十一点钟,这才到了他认真工作的时候,读书,写文章,就在全家入睡,夜深人静时。在两点钟以前睡觉是很少有的。遇到《独立评论》要发稿时,那就说不准了,也许四点睡,也许五点睡,甚至有时六点睡。这些我们都可以从他文章末尾所记的日期时刻看出来。
另一方面是感情上。(转自知乎评论—小猫帝释天,我很赞同)如果我们评论一个军事家,是应该先评论这个军事家爱不爱干净?还是先评论他是不是总半夜看A片?还是评论他的战争是否打的好?正常人都应该先看军事成就(无论是理由研究还是实际操作)。
同理,科学家也是。应该先讨论学术能力,然后讨论其他的。一句不提学术的事情,用私德来评论一个人,是不负责的。况且,很多人给的这个负面评价----简直是人身攻击。
在留学归国的风潮下,人人都在谈论婚姻自由抛弃旧式婚姻,鲁迅、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等等名人中唯独胡适接受了接受了包办婚姻,原因仅仅是胡适觉得伤害别人让自己良心不安。胡适爱着他的表妹,而江冬秀(胡适妻子)性格泼辣(持刀威胁确有其事),可以说胡适的婚姻很不幸。所以胡适遗憾的写到: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忍受痛苦。至于评论区说胡适把他表妹肚子搞大,一派胡言!(引自胡适与曹诚英的爱情故事—水梦云决策探索2003年11期)。
四:关于胡适先生的文人骨气这里把鲁迅和胡适做对比(引自李敖有话说)。
鲁迅如毛所说,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我们今天查鲁迅的历史,一定要看到这些记录,什么是伟大的革命家?革命家最大的特色,就是要有这个勇气,跟你所要革命的对象对干嘛,当时对象是什么?当时对象是国民党政府,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府。在一九二九年前后,鲁迅对国民党政府根本不敢碰,根本不敢骂,他骂来骂去骂什么呢?就是今天你们所看到的,整天骂中国人,中国人这样子,中国人那样子,不敢批评真正中国人里面的这些该骂的人,他不敢骂,只是中国人整体跟着倒霉,整天来骂中国人。
鲁迅这种行为,比照起一九二九年胡适所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了,胡适在一九二九年,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民国十八年,国民党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国民党一党专政,在中国雷厉风行的时候,胡适站出来跟国民党对干。我在节目里面给大家看过,这里面的资料,就是胡适所写的文章,叫做《人权与约法》,胡适跟国民党对干,我把这文章一页一页推出来,贴出来告诉大家,胡适怎么样跟国民党对干。然后呢,胡适又写篇文章,叫做《人权与约法的讨论》,然后胡适又写文章《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这就胡适的文章。可是鲁迅不敢写,也可以说鲁迅没有这样子的文化水平来写这些文章。那有人会问我,为什么一定要一九二九年写啊!那鲁迅可能一九三零年写啊!当然可以,可是一九三零年鲁迅没有写,一九三一年鲁迅不敢攻击国民党政府,一九三二年鲁迅也不敢,一九三三年也不敢,一九三四年也不敢,一九三五年也不敢,直到鲁迅死了以前,通通是中国人倒霉,要骂都中国人。可是真正要骂政府,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鲁迅的这些资料里面,我们查不到。
五:关于胡适先生不顾底层人民死活自己吃香的喝辣的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来说,社会必定有一个阶级他们不事劳作,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思考哲学政治。我们有一个时期也曾把他们扔到牛棚、田地和劳动人民一起干活,也让他们体验一下底层人民的生活艰辛。后来不这么干了。
六:胡适先生真正可以批评的方面一方面是年轻时的胡适在未完全取得博士学位之时便自称博士。(引自《胡适研究》)。
另一方面是在台湾晚年的胡适变得温和容忍,对腐败的国民党反动派采取的妥协态度。
七:总结最后再引用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对胡适的引荐“中国现在确有如此才能的人,举一个我认识的人作例子:胡适博士。他学问精深,长与文学艺术,性格活跃,积极致力于改革。他所写的白话文激励了不少进步的中国人。他主张吸取西学之所长又不沦为西方文化的奴隶。”。
出于政治原因胡适先生的很多思想被埋没了(甚至书籍一度被封),但时至今日我们回头再仔细品味先生的作品才发现他的思想是最温和的也是最适合当代每一个中国青年人学习的。

为什么胡适会得到如此多的国人追捧? 副标题:《国难当头的选择》----谈抗战初期的陈寅恪和胡适我在头条的文章,可以表达一下我的看法。
现在骂胡适的人很多,原因即为主和。我翻书查查当年的一些书稿,才知道主和者并非胡适一人,卧槽,学术大牛陈寅恪和吴宓先生,他们在抗战初期也是主和的。
在学术界,这份主和名单可以排很长。比如北大校长蒋梦麟、北大法学院教授周炳琳,还有蒋廷黻、陈之迈等等等等,那是数也数不清。
而国党的高官群体当中,汪兆铭、孔祥熙、张群、居正、于右任、陈立夫、阎锡山、徐永昌、王宠惠、陈布雷、魏道明,这些人要么主和,要么倾向于妥协。
你敢相信?大名鼎鼎的陈寅恪先生,曾亲口说过这种话:“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
这两句出自吴宓先生的日记,是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七天,两人饭后散步闲聊时说的。陈寅恪认为:拱手让出华北而求和,还能保住华南以偏安,将来或许可以渐渐恢复国土。若战则全局覆没,中国永亡矣。
以至于常凯申在南京沦陷后,在日记当中感慨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
在军令部长徐永昌看来,公开主和者其实有限,更多的是隐性求和者。因为公开主和会被骂汉奸,所以官职越大、全力越盛的人,往往口是心非,高呼抗战而倾向妥协。甚至在徐永昌的眼中,拥有军事实力的地方首脑,在刘湘病逝以后,只有共党和桂系才是真正的主战派,其余皆心怀叵测。所以在抗战之初,常凯申是非常孤立的,靠着乾纲独断才把中国拉上了抗日的战车。
正因如此,汪兆铭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从1938年冬开始走上公开求和的道路。他觉得自己能一呼百应,然而真正的实权人物却不跟着他混,身边追随的尽是些政治失意者。对于汪兆铭的“艳电”,虽然有无数人破口大骂,但却不乏同情和共鸣者。因为他们也是这样想的,只是汪兆铭当了汉奸,而他们不敢当汉奸而已。
即便到了1939年夏天,这种军政官僚整体趋向于妥协的情况都未改变,国党中央党务秘书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凭心论之,目前能以支持大局,坚决不挠者,亦似只有彼(老蒋)一人。自余之文武大员,心盼速和而不敢出诸口者,比比皆是,终以蒋先生之威望,不能不绝对服从,忍耐痛苦,坚持到底。汪先生之离变,正为一般有知识者之代表。”。
我们以前揭了常凯申许多黑底子,但实话实说,老蒋对抗战的贡献非常巨大,即便他各种微操作坑害队友。他身边的那些军政大员,十有八九都想着赶快议和,老蒋通过独裁手段生生压了下来。这也是即便到了抗战后期,还有很多热血青年支持常凯申的原因,他们认为唯有英明领袖独裁才能抵抗到底。
1938年冬,广州沦陷,武汉马上也要弃守,中国疆土沦陷近半,那些军政大员的士气该有多低落。有人甚至认为,中国能够坚持一年而不速亡,那是因为日本还没有来真格的。
陈寅恪就更悲观了,直接在诗里来一句“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断恐待来生”。他把中国比作南宋和南明,认为抗战胜利是不可能的,收复华北只能等到下辈子了。你自己悲观倒也罢了,为什么偏要写成诗歌,让这种负面情绪影响更多人?。
2015有本描写文人南迁的书叫《南渡北归》,书名便是引用于此。我看看书名,感觉未免有些不合适,文人们并非一个个都像陈寅恪那么悲观。索性就没去读这本书。
倒是感叹陈寅恪的父亲更有文人风骨,在天津沦陷后,陈三立先生坚决不愿投日,绝食五天,忧愤而死。批判归批判,陈寅恪只是悲观消极太甚,爱国之心还是有的。至少陈寅恪在香港的时候,两次拒绝日寇的威逼利诱,辗转跑去西南大后方当老师。
陈寅恪的思想和行为很矛盾,但又能代表很大一部分文人。他对时局既悲观又失望,还写诗埋怨老蒋的抗战是独夫行为,把国家前途当做赌博来孤注一掷。面对日寇40万大洋的利诱,他又能冒死两度拒绝,跑到西南的穷乡僻壤去过苦日子,并饿着肚子一边教学一边做研究。
胡适的选择又不相同,他在抗战初期,跟陈寅恪的想法一模一样,其后迅速完成了思想的转变。或者说从未改变,胡适一向是“实干派”和“悲观派”。
七七事变以前,胡适上蹿下跳搞求和,多次请命担任中国驻日大使,要为中日两国的友好贡献力量。一看战争已经无法避免,胡适又上蹿下跳,多次请命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想要说服美国介入中日战争。或许老蒋是被烦得不行了,才把胡适任命为特使扔美国去,随便他怎么在美国瞎折腾。即便到了1938年,胡适也认为中国抗战必败,除非美国能站出来拉一把。他没有像陈寅恪那样写诗伤春悲秋,而是不遗余力的在美国做宣传。
以前胡适在国内写文章,经常赞美日本人的政治和文化,把中国的政治文化批评得一无是处,号召中国向日本努力学习。而到了美国,胡适极力美化中国、丑化日本,就为了能获得美国民众的认可和援助。
胡适是天真的,也是值得敬佩的。
陈寅恪是真实的,同样也值得敬佩。
两人之间的区别,是抗战初期文人在国难当头时不同的选择,说句难听的话,都是一肚子学问,一脑子不和适宜。
就鲁迅和胡适对二人的区别,北大钱理群教授一语道破:“鲁迅是体制外的、批判的立场,胡适是体制内的、补胎的”。胡适的文化理念,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既不能讨激进派的好,也未必会被保守派认同;既被人民政府所批判,也被台湾岛内所攻击。1956年,国民党政府照样评价胡适的政治主张“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攻击胡适是让“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的大师”。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1958年5月10日蒋公日记我们这一代人,是受党的教育,读着鲁迅先生的文章长大的,不由的认识会有一些偏爱。
从科学的历史观来讲,得上个世纪前读着鲁迅先生文章长大的这批人都去了,鲁迅、胡适的思想,可能还有陈寅恪等等才会让人们从历史的角度更清楚地认识和比较,更科学和自然地进行再一次的评价。这个时间不长,只有大约四十年。不然的话,现在争论什么都是白扯,呵呵……。
2019.3.22晚闲谈。
续一些资料:。
1932年底民权同盟成立,宗旨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迫害,援助与保护进步人士,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胡适是民权同盟北平分会的主席,胡适之所以加入这个组织,仅仅是想推进民主宪政而已。他对宣传抗日,保护进步人士根本不感兴趣,所以一开始就跟鲁迅他们不是同类人。
而且胡适很不老实,他打心底仇视共产主义,并将其和法西斯主义视为同类。所以他刻意掩盖共党犯人被严刑拷打的事实,称监牢里的共党没有受到刑讯逼供,把孙夫人、鲁迅等人气得够呛。所以做了两个月就被众人投票将胡适开除了。
鲁迅文集·杂文集·伪自由书。
“光明所到”。
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里,民权保障同盟曾经提起了这问题。
但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就揭载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详述胡适博士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很亲爱的”告诉这位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胡适博士──干注)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干注(本文鲁迅又开了个小号,帐号是“何家干”))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2019.3.24。

有哪些格局比较大的书籍值得推荐? 82年前的11月1日,。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
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庆日。
1000多名大一新生。
人手拿到了一本《大学一年级英文教本》。
这所在历史上仅仅存在了8年的大学,。
却有着中国教育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培养出两个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
教职人员更是有梁思成、朱自清、闻一多等人,。
而《大学一年级英文教本》,。
是所有西南联大学生的必修课。
2017年3月,新版《西南联大英文课》面世,。
豆瓣评分高达9.4,。
译者罗选民教授说:。
“我希望这本影响了西南联大学子的图书,。
能继续影响世世代代的中国年轻人,。
教会他们追求乐趣,。
做一个有觉悟的博雅之士。”。
自述罗选民编辑谭伊白。
罗选民拜访曾在西南联大任职的杨绛先生。
我是罗选民,清华大学教授。在2016年下半年,《西南联大英文课》这本书被中译出版社的老师重新拿出来,邀请我来参与它的翻译工作。
我就与来自清华、北大、南开、北外等学校的约10位老师一起,花了半年的时间,将这本书翻译成了中英双语版本。
《西南联大英文课》原名《大学一年级英文教本》,是西南联大大一学生的英文课本,属于一年级新生必修课程。
根据历史记载的联大注册学生人数可以推算,8年来大约有8000名学生学习过这本书,这其中包括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杨振宁、许渊冲、穆旦......。
1939年,教育家张伯苓赴昆明西南联大与师生职员合影。
读完这本书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西南联大能培养出那么多名人,这个课本应该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里面的文章文体各不相同,有小说、散文、论说文、传记,也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角度,但都出自大家之手。既有外国作家毛姆、赛珍珠的作品,也有林语堂、胡适的文章,还有麻省理工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讲等等。
翻译完之后,我更深地体会到,现在的外语教育有很强的功利性,工具性摆在第一,很少有批判性的思考,而当时的英文课本,更加重视的是通识教育。
全书共有43篇文章,它大致分为文学、教育、世界局势三个方面。第一部分的文学作品,能唤起人心的善良和一种勇气。第二部分的教育,教会当时的学生如何脱离愚昧,指导他们受教育是为了什么。第三部分,是让学生在世界局势上有个正确的判断。
比方说,文章里描写了中国纤夫,写到他们在长江拉船、拉号子、唱号子的场景;还有农民耕地的描写,甚至写到了牛的死亡。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很生动的,对学生认知当时的中国社会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它通过一系列文章的组合,把处在那个危机时代的中国描述出来了,同时也告诉学生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当时的世界。让刚进大学的一年级新生,学着去做一个博雅之士,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抱负的人。
第1课《贫瘠的春天》。
课本的第一篇,就选择了美国小说家赛珍珠的文章《贫瘠的春天》。文章对中国农民生活的描写深刻而细致,作为第一课,它可以用“振聋发聩”来形容,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强烈地激发了知识青年救国强民的信念。
这也是我翻译的第一篇课文。我用的不一定是最美的语言,但是是最朴实、最恰如其分的,作为书本的第一篇文章,我希望它能真正打动人。
“农民老刘坐在自己只有一间房的门口。那是二月末的一个温煦的黄昏,他瘦削的身体已经感知到春天的来临。他怎会知道正是这时候树木的汁液开始颤动,泥土中的生命开始苏醒呢?”。
——节选《贫瘠的春天》BarrenSpring。
第6课《乐观看中国》。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国著名学者和教育家胡适先生。这篇文章里,他列举了中国数十年间,在抛弃很多传统恶习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开设女校,几乎所有大学和学院都逐渐建立了男女同校制度,妇女开始就业甚至从政......这场革命远未结束,但是在过去数十年间取得的成就却是两千五百多年倡导仁义道德的儒家,和两千年来倡导慈悲为怀的佛家所没有想到的。我们能不称之为巨大的进步吗?”。
——节选《乐观看中国》。
(AnOptimistLooksatChina。
一篇《乐观看中国》,让西南联大的学生在艰苦的求学条件里,仍然能调动起学习积极性,对祖国的未来充满自信。这篇文章虽然很短,但我相信它在当时应该是很重要的一课。
第22课《教育的目的》。
这是英国公共演说家、政治思想家罗素伯爵的文章。他结合自己的游历、讲学与研究苏俄、中国和欧洲文明的过程,详细地通过文章描绘了自己对人类未来的思考。
“受过教育的成年人理应自由且恰当地有所怀疑;任何事情都值得讨论,而只有凡夫俗子才会妄下定论。各种真知灼见应该是餐桌上愉快的谈资,而不是面红耳赤争取来的东西。”。
Aneasyandelegantskepticismwastheattitudeexpectedofaneducatedadult;anythingmightbediscussed,butitwasatriflevulgartoreachverypositiveconclusions.Opinionsshouldbesuchascouldbediscussedpleasantlyatdinner,notsuchasmanwouldfightfor.。
——节选《教育的目的》。
WhatShallWeEducateFor。
曾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学生们。
在抗战中的中国大学,这样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是醍醐灌顶,它为刚进大学校园意气风发的学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学生不是只要能拿高分就行了,或者是为某一个目的不择手段。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当时的学生已经能通过这样的文章,学会如何去做一个谦谦君子,去当一个为国捐躯的勇士。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课,在历史上,这所大学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是一所与抗战共始终的大学。
在日本发起侵华战争后,南开被炸,清华和北大也受到影响,于是三所大学决定统一往南迁,在长沙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后不久,又再次迁往昆明,最终三校合并,命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左上:钱钟书、杨绛;左下:王佐良左中上:许国璋;左中下:林语堂,右:查良铮。
正是这所存在仅仅八年多的大学,为中国培养了无数人才,其中就包括174位“两院”院士。因此,关于它的许多故事,至今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
三校合并,使得西南联大集三家之强。当时的师生都知道,北大的学生比较自由奔放,清华的学生则严谨求实,南开大学最注重强身健体。
清华在1909年首次制度性地将学生送往美国留学,后来,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回到中国,除少数人进入政府做官外,绝大部分成为大学教授。
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朱自清、闻一多,哲学心理学系的冯友兰、金岳霖,算学系的华罗庚等,都有着赴美留学的背景,也让联大的师资配备堪称“豪华”。
电影《无问西东》中西南联大上课场景。
校舍虽然简陋,却是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大师设计的。据说林徽因一开始交上去的设计稿,被校长梅贻琦打回。
他说:“在现在这种特殊时期,我满足不了你这样的要求。校舍我要做到最简单,重要的是教学。”于是林徽因每改一次设计稿,就留下一次泪,没能让学生们在更好的教室里上课,她觉得深深自责。
曹禺在西南联大的26个系中,外文系尤其群星璀璨。短短的几年时间,出了一大批厉害的人物。
做戏剧研究的曹禺,他自己做翻译,然后编剧、上演,他的《日出》、《雷雨》可谓家喻户晓。
钱钟书。
钱钟书,可以说是“扫遍清华读书馆”,学贯中西;李赋宁,后来是北大外文系的“掌门人”;许国璋,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学生,几乎全都学过他编写的英文教材……中国外文界这样的盛况,真的是百年难遇。
陈福田。
外文系主任陈福田。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众多学养深厚的教授中,系主任陈福田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他也是《西南联大英文课》这本书的编者。
跟为人熟知的钱钟书先生不同,陈福田是一位比较低调的教授。他在美国长大,获得了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后来在夏威夷的中学当老师,英文非常地道。他把自己的见识、眼界,通过精选的一篇篇课文体现了出来。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地位是很高的。当时的这一批教授,把西方的东西引进来,然后他们做实验,自己创作诗歌、创造新的流派,然后再影响其他学科,在教育方面做了很多的创新。
通过学习陈福田所编的课文,学生知道何为教育、何为学、如何学、为谁学、如何学有所为。
查良铮留校任教的查良铮。
在《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中,有这么一段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在日本飞机的轰鸣声中,西南联大外文系三年级学生查良铮写下这样的诗句:“我想起大街上疯狂地跑着的人们,那些个残酷的、为死亡恫吓的人们,像是蜂拥的昆虫,向我们的洞里挤。”这一年,查良铮刚刚21岁,他以穆旦作为笔名写下了这首诗。
迁校途中的西南联大学生。
1940年他从西南联大毕业,因为学业优秀,他被聘为外文系助教留校任教,教授大一英文。
查良铮在40年代出版了《探险队》、《穆旦诗集》、《旗》三部诗集,将西欧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诗歌结合起来,成为“九叶诗派”的代表性诗人。
他的才华曾被很多人忽略,其实他诗歌翻译得好得不得了,像是拜伦、普希金的诗歌,都是查良铮翻译的。我以为,在中国学现代文学的人,如果没读过穆旦,那他肯定没入门。
“就在轰炸的次日,西南联大一如往常的上课了。教授们露宿了一夜后仍旧讲书,同学们在下课后才去找回压在颓垣下的什物。而西南联大的职员,就在露天积土的房子里办公,未曾因轰炸而停止过一日。”。
——查良铮《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
优秀毕业生许渊冲。
说到西南联大外文系的优秀毕业生,许渊冲老先生不得不提,他更是众所周知的、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的翻译家。
1939那年,他喜欢上一位女同学,为了表达爱慕之情,就选择了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一首《别丢掉》,翻译后寄给了她,这是他翻译的第一首诗,就此开启了他毕生从事诗词翻译的人生篇章。
许渊冲老先生已经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作120多部,这其中,中国古代诗词几乎占到了一半。人人都会背的李白的《静夜思》,正是因为他的翻译,为外国人所熟知。
1941年10月,作为外语系三年级学生的许渊冲,与30多名同学参加了战地服务团译训班。不久后,日军打到了与中国只有一墙之隔的缅甸,许渊冲被分配到航空大队的机要秘书室,每天负责将昆明的军事情报翻译成英文,直接对接美国援军飞虎队的陈纳德。
许渊冲先生参加央视《朗读者》节目“生命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我不管还能活多久,认真享受每一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人生最大的乐趣是发现美创造美,这个乐趣别人偷不走。”。
在《朗读者》的节目中,许老先生这样说到,西南联大的学习精神,跟随了他一辈子。
而没有他,《西南联大英文课》这本书或许也无法为人所知。
2014年8月,许老先生荣获国际译联“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为这一奖项自1999年设立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出版社编辑前去拜访他的时候,看到了他的自传《追忆逝水年华》这本书。
在书中,许老先生花了很多笔墨回忆他自己上大一英文课时的经历,有和同桌杨振宁一起上课的故事,有教这门课的老师叶公超、钱钟书的趣事等等。
他说:“联大八年来为国家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人才,没有一个人不读《大一英文》,没有一个人完全不受英文读本影响,不受潜移默化作用的。“于是出版社才挖掘到了这本书,并且重新编译、出版。
我在2016年接下了《西南联大英文课》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是我的幸运。每翻译一篇文章,我的感触就更深一些。
我希望这本影响了西南联大学子和抗战年代的英文课本,也能继续影响世世代代的中国年轻人,教会他们追求人生乐趣,追求人格的完善。
部分图片来自《西南联大》系列纪录片。